一个中学生，他救了人，却额外地收获了一些难解的困惑；而如果当时他只拨打１１０，想必就不会遭到成人世界如许的诘难。这里，重要的恐怕已经不是他当时所作的选择，而是他的困惑折射了当今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问题。
事情讨论的余波最后指向的是成人——那个落水儿童的母亲带走了孩子，却不肯出来面对死去的老马的家属和我们这位善良的中学生。我们看不到一个成人正常的行为表达。不正常的还有，当一个孩子与一个老人（赵龙与老马）跳下水去拯救溺水儿童的时候，恰恰是岸上的大部分中年人，做了冷漠的围观者。
在此事件中，毋庸讳言，许多成人根本没有作起码的道德表率。而当事人赵龙在救人之后的那一声发问，却如一把利刃，直抵每一个成人的内心，让关心此事的我们也同样羞愧万分。
一直以来，我们成人对青少年的道德感到“不满”，这即是一种高的要求与期待，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然而，当我们对孩子享尽话语霸权的同时，却容易忽略对我们自身的批判——如果我们成年人对孩子提出的道德要求，连自己都做不到，又有什么资格责怪孩子做不好？换言之，我们成人是否也需要道德的建设，抑或是重建？答案不言而喻。
因为，由成人的道德价值观所构成并组建的社会道德规范是青少年的道德生态环境，这主导着未成年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定型，而且可以说，未成年人的道德境界，实则折射并反映着成人的道德水平。
在生活中，未成年人通过他们独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成人的精神世界，往往是冷漠的、缺乏关爱的，而这同成年人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产生了距离，这是孩子们的困惑所在。
可以说，这位中学生的诘问，直接挑战了承担社会道德价值观的主体——成人。如果我们仍希望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氛围，那么成年人对自己的道德检点必不可少，这是一种自觉，更是一份责任。

专家观点
青少年德育处境尴尬
  其实，已于２００４年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分析当前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所面临的挑战时就曾明确指出，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复旦附中校长谢应平对这种由成人导致的“负面影响”也“深恶痛绝”，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的德育方针，旨在培养有“才”更有“德”的公民，而“德”字摆在首位，这既是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家长、社会对这一代孩子的期望，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成人社会在对孩子提出高要求的同时，自身却没有很高的道德表现，有时甚至拖孩子思想的后腿，这种负面效应，极其容易“抵消”学校德育的成果。
“很明显，成年人的道德存在着知行不一的尴尬。” 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成年人的‘认知’和‘行为’产生脱节，价值观发生异化，从而未能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提供一种健康有利的氛围，这正是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道德困惑。”
杨雄还提到生命教育与道德教育两者之关系。他觉得，生命教育应该是一项系统、完整的教育，生命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引导未成年人珍惜、尊重自己的生命，还包括引导他们关爱、尊重他人的生命；在让孩子接受生命教育的同时，道德教育的精神内核不应该被抛弃。